李太生：痴迷的努力 科學的勝利

人類自誕生起就在與疾病作斗爭，尤其是最易讓人恐慌的大范圍傳染性疾病。在一次次疾病對人類意志、智慧、情感和道德的考驗中，醫務人員始終以專業精神、職業風范沖在最前線，手持科學的武器與病魔展開生死較量。在這個閃耀杏林的大醫群體中，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勇攀科學高峰、護佑人民健康的醫學家。

我必須親眼去看看病人

2020年1月25日，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初期，李太生就領銜近30位專家，討論形成了《北京協和醫院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建議方案》。“協和方案”提出的加強醫務人員防護培訓、強化早期篩查、規范重症治療等觀點，受到業界高度評價，並向全國推廣。他因此代表醫院參加了國務院疫情防控工作多部委協調會議並作為專家發言，提出在尚無有效抗病毒藥物情況下，可考慮應用免疫球蛋白以及康復期病人血清抗體治療的方法。

“之前有人勸我不必來武漢，但有些疾病的數據和症狀，不在現場根本就不會了解，所以我必須親眼去看看病人。能夠到現場，就是來武漢最大的價值。”2月7日，李太生作為北京協和醫院第二批馳援湖北國家醫療隊隊長來到武漢。在武漢連續工作一個多月以來，他每天都要進病房，疾病的復雜程度令他整個人一直處於戰時的亢奮狀態。“新冠肺炎不僅是一種肺炎，它更是一種感染綜合症。我們發現重症病人的手指、腳趾，甚至整個腳部都出現紫紺的現象，這已經是彌散性血管凝血的表現了。從外觀都能夠看到缺血狀態，說明臟器一定存在微血栓，甚至可能因此而加速臟器衰竭乃至死亡。”對此，他提出應盡早實行抗凝治療的原則，給予低分子肝素治療。

在這場與新冠肺炎的遭遇戰中，各地醫務人員一致的感受是：危重症病人的病情瞬息萬變，看起來很平穩、甚至出現好轉的病人也可能急轉直下。李太生認為：“不能被動防御，隻有主動出擊，才能達到降低病死率的目標。”

“當人類遇到新的傳染性疾病，沒有疫苗、又暫時缺乏有效藥物時，靠的是人體自身的免疫力。”李太生說，“及早、足量地靜脈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有望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有可能減少病情轉化成危重症甚至導致死亡的概率。”

一系列原創性策略及措施使北京協和醫院對新冠肺炎極危重症病人的“總攻”取得了可喜成果，已經有20多位病人成功脫離危險，轉入普通病房。

要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

如果說，奔赴新冠肺炎疫情戰場是英勇應戰，那攻堅艾滋病毒的27年可以說是李太生矢志不渝的人生選擇。

1985年，北京協和醫院王愛霞教授發現我國首例艾滋病人，直到1993年，全國八年累計報告病例僅1300例，這與中國10億人口相比簡直可以忽略不計！從當時國內情形來看，選擇研究艾滋病無疑是選擇了“冷門”。但是李太生認為，中國必然要經歷一個艾滋病暴發流行的階段。1993年，他受國家教育部委派，來到法國巴黎攻讀艾滋病專科醫生學位，師從世界著名的艾滋病臨床專家卡特拉瑪教授和免疫學專家奧特朗教授。

當時，國際醫療領域認為晚期艾滋病難以醫治，李太生憑借臨床觀察，挑戰了實驗數據的“權威”，並和導師在1997年共同向世界宣布：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可以重建。多年以后，講起這段經歷，他仍然非常激動：“我是在一個最好的時期進入了這一領域，又在最好的醫院裡選擇了最好的導師。當時大家都急於報告最新的結論。起初三四個月，我們的試驗結論與其他實驗中心相比並沒有區別。雖然實驗室數據沒有改觀，但是病人的身體狀態還是很不錯。我們堅持到第9個月時，就發現了艾滋病病人淋巴細胞亞群數目開始出現恢復和反彈。這一發現提醒我們，臨床與基礎醫學很重要，堅持獨立思考更重要。”

1999年，李太生被法國授予“優秀外國醫師獎——維多利亞雨果獎”，成為首次獲得該獎的中國人。1999年，他已成為國際抗艾領域小有名氣的青年才俊，在博士答辯后僅一周，他謝絕了導師的熱情挽留，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工作。置身於協和醫院這一沃土，李太生團隊僅用了10年時間，便讓中國艾滋病抗病毒治療水平與國際比肩。如今，在李太生團隊的努力下，中國的抗艾治療方案成為迄今為止國際范圍內性價比最高的方案，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模式。

目前，李太生團隊建立的艾滋病綜合診療“協和模式”，使病人服藥依從性提升至99.2％，顯著高於國際理想服藥的依從性水平（95.0％），病人的機會感染率由治療前的28.7％降至1.8％，年病死率低於0.3％，達世界領先水平。

人物簡介

李太生，男，1963年出生，中共黨員，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清華大學醫學院兼職教授。曾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教育部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國家首批萬人計劃領軍人才、法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塞維雅”獎、吳階平醫藥創新獎等多項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