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重視疫情治理中的文明建構

目前，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同心戰“疫”，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態勢得到了有效抑制，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治理效能。在此期間，政府及各級組織採取了積極防控措施，民眾也表現出了極大的配合，但在宏觀高效積極的應對措施背后，出現了微觀環節上的混亂，昭示出管理機制欠缺的一面，也反應出少數公民素養欠佳、規則意識缺乏、公共精神不足等文明缺失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針對加強疫情防控工作時曾經指出，“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形勢嚴峻，時間緊迫，似乎容不得我們在疫情之后再痛定思痛﹔痛中思痛，及時總結，才能使后期的防疫工作更加有效。為此，特對防控措施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進行如下梳理：

第一，防護措施的過激、變形、矯枉過正。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由於過於恐懼或是受免責意識的影響等，許多地方出現了應對疫情動作遲緩或手段過度校正等行為。如在新聞報道或微信圈中曾出現的“擅自挖斷公共道路、設卡”“對公共場合未帶口罩者缺少勸說環節直接施以暴力”等。雖然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可以採取“封閉可能造成傳染病擴散的場所”的緊急措施，但須注意為防止疫情擴散採取的各類措施是否為首選、優選，是否做到了合法、科學、適度，是否符合相關的程序要求。

第二，同理心、人文關懷和基本道義感的缺失。同理心是一種理解他人或“感同身受”的能力。講到同理心，需要提到的是隔離措施。隔離是以對個人自由權利的限制來換取公共健康的手段，其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人身自由，但在面臨重大疫情的特定情況下， 這種權利的克減與限制不可避免，將符合條件的傳染病人隔離在一定區域內給予觀察和治療，是合情合理的﹔ 但在採取隔離政策和相關措施時，應當做好相應的管理和服務工作，盡可能將對個人自由權利的限制或侵犯降到最低。然而，在某些地方，卻出現了工作人員從外面用鐵鏈把湖北回鄉人員的大門鎖住、圍堵鄂A牌照私家車，個別小區對醫護人員回家採取限制等過激行為，這顯然缺少了對處於困境中的湖北人民的人文關懷，給文明社會增加了不和諧的景觀。

第三，部分公民的公共意識、規則意識淡漠。疫情期間，個別市民表現出了無知、 任性、漠視規則的現象。如在嚴管嚴控、大力宣傳“居民出行必戴口罩”之際，有的人由於自身對風險估計不足，疫情惡化后仍然無動於衷、視規則於不顧，不戴口罩而照常行走於大街小巷或私下聚會，甚至說出“我傳染了我負責”的話﹔個別志願服務人員素質欠佳，在從事志願服務工作時，出現越線行為——這些不文明的行為無疑為疫情阻擊戰增添了人為的混亂。

相比之下，面臨疫情，在黨中央的召喚下，眾多醫者逆向而行，基層黨員迎難而上，廣大社區工作者無私忘我、負重擔當，很多民眾主動參與志願服務，盡己所能提供幫助。如有的餐飲企業主堅持連續免費為醫院工作人員送餐，有的賓館經營者主動騰挪賓館房間以作為醫務工作人員的休息室，這些無私、利他的大愛精神是文明社會的正向力量，彌足珍貴。

目前，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物質文明隨著改革開放得到充分發展的同時，精神文明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和不斷加強。高標准的公共服務和高文明的社會公共行為，是全社會人民的共同心願。疫情對社會文明與治理文明形成了考驗，應對疫情，必須依靠群體的力量，需要科學的救治，同時也需要一定的社會文明與治理文明作為保障。為此，我們更加期盼：第一，文明社會不能被恐懼綁架理性。在處理突發應急風險的關鍵時刻，本能的恐懼之余，更需要淡定應對、不顧此失彼，多一些人文關懷，多一些尊重信任，這樣將更有利於早日戰勝疫情。第二，把“武漢加油”“湖北加油”落到實處。社會的每個人，除了為奮不顧身、奮斗在一線的醫者鼓勁加油外，應各自盡好自己的職責。基層工作人員、普通民眾應秉持著不差別對待湖北籍同胞的原則，溫情對待疫情中的每一個患者，給予其盡可能的關心和妥善安置，形成一種“關懷氛圍”。第三，也希望湖北同胞能在特殊時期對於受到差別對待給予寬容與理解，不要因抱怨而放鬆或放縱自己，甚至產生報復心理與行為﹔第四，要更加注重疫情防控方法的合法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疫情考驗的不僅是各地的防控能力，也是對法治意識、治理能力的直接考察。在疫情防控中可以開拓新方法，但要注意邊界，即在考慮應對措施的效果和效率時，要經受住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拷問。在實施具體政策或隔離措施時，遵循合法、有度的原則，對不同行動選擇的利弊進行全面、客觀的權衡，從而提高集體行為的理性程度﹔第五，更加注重公民素質的提升。疫情期間，出門戴口罩、自覺接受防疫檢查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戴好口罩，給予他人一種信任的感覺，體現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習慣。每一次經歷都是一次成長，每一次挑戰都是一次文明的躍升。通過此次疫情考驗，我們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反思，獲得一些成長，也使社會文明程度有一個大的改觀！（作者為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