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北京的基層治理,從十年前的網格員、小巷管家的“點”上布局,到近年來12345解決縱向“線”的問題,再到2017年起“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打破部門領域解決“面”的問題,黨建引領始終貫穿其間,覆蓋全域,把脈導航。
“盯桶人手不夠怎麼辦?”“撤桶並站扔垃圾不方便怎麼辦?”“建設站點資金投入不足怎麼辦?”去年4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實施前,海澱區曙光花園社區各方就垃圾分類起了爭論。利益、訴求、怨氣互相混合,社區“分類”工作幾入僵局。
這時候,社區黨委迅速啟動了一個稱為“社區合伙人”的機制。合伙,意味著是伙伴不是對手﹔在社區治理方面“合伙”,就是“共建家園”的意思——“首先就是要把共治共享的理念傳導到各方利益主體中去,大家心氣兒順了,工作就能向前推了,黨組織協同高效的作用也就顯現出來了。”曙光花園社區書記王鵬說。在社區黨委的召集下,居委會、物業、業委會、相關職能部門、共建合作單位等六方坐在一起,捋出了思路,定出了規矩,各就各位共補了“短板”。從統籌協調的結果看,半年多來,這個小區陸續投用了7個垃圾分類投放點、1個垃圾分類驛站,垃圾分類有條不紊地實施。
夯基壘台、立柱架梁、立足全局、統籌謀劃。北京青年報記者連日來在北京的社區走訪時感受到,在全市社區治理的大棋盤中,很多基層黨組織都在“群眾”“全局”“共治共享”幾個點位落子,體現出“主心骨”的統籌智慧。“什麼叫黨建引領?”王鵬說,“就是要當‘主心骨’,‘攏’住利益攸關方,‘按住葫蘆摳籽’,拿出各方都認可的解決方案。”
“大抓基層”的內生動力
2019年起,北京開始公布“接訴即辦”工作排名靠后的街鄉鎮名單,在每月末的“區委書記月度工作點評會”上公開“曝光”。
東直門街道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主任彭超曾就接訴即辦的“三率”效果接受採訪,他表示,“通過大抓基層的設計,市裡把‘接訴即辦’的責任傳導、壓實到一線街鄉鎮。我們24小時倒班值守,對於群眾急難愁盼隨時‘出擊’,這確實給我們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不過壓力更是動力。” 彭超說,“以前隻靠嘴上說要轉作風,現在是通過為群眾辦一點一滴的事情,進一步拉近了干群關系,這也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一個過程,我們所有工作都以居民的訴求為中心。”
在採訪中,北京青年報記者注意到,對照《北京市街道辦事處條例》中規定的六大類職責,各街道兩委班子成員有了明確分工。
例如,東城區天壇街道辦事處由工委書記主持工委全面工作,各項基層治理工作責任壓實到每一個兩委班子成員頭上。以12345接訴即辦為例,不同類別的派單都要由相應的副主任落實到位,比如派單件涉及低保、社保等問題,就由主管民生的副主任來主抓﹔涉及到群租房等公共安全的,由主管平安的副主任來督辦。“因為職責清晰,單子派在哪位主管領導頭上,大家都會擔起責任,奔著落實好且要有回應的目標去努力。”天壇街道工委書記趙秋潔說。
政治優勢轉為治理效能
物業費收繳是老舊小區管理中的“老大難”,朝陽區八裡庄街道紅廟社區機二委小區就曾面臨這一窘境。社區黨委借助“黨政群共商共治機制”,發揮了“監督”和“引領”的雙重作用,將居民的意見及時反饋給物業,促其整改﹔同時將小區實現良性循環的路徑向居民反復宣傳,引其觀念。立足全局、統籌各方、觀念先行、“治”在其中。目前,該小區居民停車費、保潔費等分項服務費收繳率已經達到95%,實現了小區管理“居民出一點、物業籌一點、政府補一點”的良性循環模式。黨組織發揮主心骨作用,治理效能得到了明顯提升。
在基層治理中,一些需要協調多方解決的難題,黨組織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例如,豐台區雲崗街道通過央地企業聯手打破條塊,解決了雲崗南區東裡26號院長達21年之久的一樓“兩制”問題。
在“雙報到”工作中集中發揮黨員優勢,實現“1+1>2”的效果,也是治理效能的一種體現。西城區廣內街道核桃園社區黨委將260名報到在職黨員個人“檔案”記錄在冊,讓每名黨員根據自己的優勢一展所長,服務社區補齊短板。目前該街道共組建了法律咨詢、醫療巡診、公共安全等6支黨員志願者服務隊,專門解決居民家門口的“急難愁盼”。
黨員的先進性化作執行力
近兩個世紀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是“最不知疲倦、無所畏懼和可靠的先進戰士”。黨員的先進性,昭示了黨員的執行力。這種執行力,在今天推進具有首都特點的各項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進程中,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即如2020年新冠疫情,恰如頻頻振翅的“黑天鵝”,當基層管理面臨巨大壓力之時,朝陽區安華裡社區黨建引領的聯防聯控“兩個全覆蓋”機制有效填補防控短板,在推進物管會建立的過程中,五洲家園小區物管會7名成員全都是黨員,在千頭萬緒的糾紛處置中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石景山七星園北社區的自管會中7名成員4名是黨員,他們義務服務、不領工資,大家擰成一股繩,小區的“宜居建設”勢頭自然越來越好。
縱觀北京的基層治理,從十年前的網格員、小巷管家的“點”上布局,到近年來12345解決縱向“線”的問題,再到2017年起“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打破部門領域解決“面”的問題,黨建引領始終貫穿其間,覆蓋全域,把脈導航。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我們有理由相信,北京生動的基層治理實踐,必將在黨建引領下實現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為“大城之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打下更為堅實的基礎。
文/本報記者 蒲長廷 李澤偉 蔣若靜 王斌
其他實踐亮點
“小巷管家”是如何發揮“探頭”作用的?
隨著全市背街小巷環境整治的深入開展和城市治理的精細化,2018年以來,市規自委出台多項政策,推動責任規劃師在全市范圍落地開花。
截至2020年12月,本市已有15個區及經濟技術開發區完成了責任規劃師聘任並開展了具體工作,共簽約了301個團隊,覆蓋了318個街道、鄉鎮和片區,覆蓋率達到95%以上。這些團隊下基層、進街道、入鄉村,圍繞規劃編制實施的重點任務和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痛點問題,開展規劃設計咨詢服務,改善街巷面貌,促進街區更新。
與此同時,北京市自2018年起在街道層面全面推行“街巷長”制,背街小巷推廣“小巷管家”。街巷長一般由街道處科級干部擔任,負責牽頭組織社區層面的基層治理﹔小巷管家則由退休老黨員、社區熱心居民組成,主要負責日常的街道巡查。
“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街巷長、小巷管家身處一線、直面群眾,社區裡的大事小情看得見、摸得准,就像群眾身邊的“探頭”一樣,在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最后一公裡發揮了積極作用。
12345熱線是怎樣整合的?
1987年北京市設立“市長電話”。
2000年成立北京市人民政府便民電話中心。
2007年5月15日升級為北京市非緊急救助服務中心。
2012年升級為北京市非緊急救助服務綜合受理調度平台。
2018年,北京將民政、衛生、環保等熱線整合進12345熱線。
2019年,12345熱線開通企業熱線,暢通企業訴求上達、回應、辦理渠道,建立服務企業長效機制。
2020年,北京12345熱線已整合16個區、36個部門共計52條政務服務便民熱線,其中包括12315市場監管熱線等。
2021年,12345熱線還將繼續整合部分熱線電話,包括整合科技公益服務電話12396等。除了市民熟知的熱線電話,12345還打造網上平台,累計開通網絡受理渠道15個,實現市民熱線服務對象、服務范圍、服務方式廣覆蓋。
從一部固定電話、三名接話員,發展到如今擁有600多個座席、1400余名員工的城市治理“中樞線”,12345熱線如今已經成為市民遇到問題的“第一選擇”。
本組文/本報記者 李澤偉 林艷 蔣若靜 劉婧
“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第一哨是如何吹響的?
2016年5月14日,平谷區金海湖鎮發生重大金礦盜採案件,造成嚴重安全事故,該案直至2017年12月21日才二審判決結案。“聯合執法難”“調查取証難”“固定証據難”,這個“三難”案件,最終在一聲“哨”響中迎刃而解。
金海湖案件發生后,平谷區委區政府開始深入分析這一事件背后的執法問題,2017 年初成立“雙安雙打指揮部”,由金海湖鎮牽頭,區公安分局、國土、水務、環保等共計16個執法部門作為“報到部門”前來報到,要求共同查處沙石盜採、運輸、堆放、加工、經營每個違法環節。歷時117天,肆虐平谷10余年的盜採盜挖黑惡勢力被徹底根除。這一史無前例、打破常規的聯合執法改革,吹響了本市“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第一哨。
街鄉一旦發現什麼問題,隻要“吹聲哨”,就能喚來各個委辦局,集中前來“會診”,鄉鎮被賦予召集權、指揮權、考核權、評價權,破解聯合執法效率低、力度不夠的難題。 2017年9月,北京市決定將平谷區及其他地區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做法提升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向全市推廣。“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為全市基層治理提供了一個良好模板,為有效解決基層執法力量不足、權責匹配不合理、協同機制不完善等等基層治理難題,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路徑。
基層自治品牌
一位“西城大媽”的一天
1月7日,北京迎來最冷的一天,早上觀象台的最低氣溫達到了-19.6℃。作為西城著名社區自治品牌“西城大媽”成員的柳素霞5點多鐘就起了床,7點准時到自己所在的西長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區27號院的垃圾桶旁邊值守。隻見柳大媽戴上手套,熟練地檢查桶裡的垃圾袋有無“誤投錯分”的情況。手指頭凍僵了,她摘下手套搓搓手又繼續分揀。
西交民巷社區早在2011年4月就開始號召垃圾分類了,那時起柳素霞就報名成為社區垃圾分類志願者。她笑著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就說這盯桶吧,不知不覺已經過了10年了, 能堅持下來,我也覺得自己‘了不起’!”2020年8月18日,西交民巷社區成為西城區首個“最少垃圾示范社區”,柳大媽說這裡面也有自己的一份努力。
9點半垃圾分揀完畢,隻等清運。此時柳素霞的第二項任務又來了:在27號院門口盯著快遞、外賣等人員掃碼、測溫、登記。“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弦兒不能鬆!好在我們小區安裝了人臉識別和機動車自動識別系統,這些智能設備給我們值守人員幫了大忙!”柳大媽邊向記者介紹情況,邊時不時和進院的老街坊打招呼,看到哪位老人拎著菜進來,她也會趕緊跑過去幫把手。
10點半,柳素霞來到27號院平房區的王鳳彩老兩口家裡。近90歲的王鳳彩老人最近做了腰椎手術,柳素霞先是詢問老人家的病情以及是否有什麼需要採買的,隨后又掏出一張表。原來,柳素霞此次除了代表社區來問候老人,還因為社區黨委要改選,需要每個黨員現場投票,而王鳳彩無法出門,柳素霞就上門來請其在表上簽字。
中午12點,柳素霞回到家,簡單地吃了兩口飯。沒一會兒社區的電話又來了,希望她組織人去排查近期社區裡有無石家庄、邢台來京人員或有過當地出入史人員。柳大媽趕緊分頭聯絡,召集居民代表以及物管會、物業等相關人員。等人到齊了,柳大媽在腦子裡過了一遍社區裡的租戶信息,鎖定河北籍人員開始敲門逐戶詢問排查。一下午排查下來,並未發現異常情況,柳素霞的心踏實了不少。此時,天已經黑了下來。
“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作為一名 “西城大媽”,柳大媽身兼數職,“治安巡防志願者、垃圾分類志願者、慰老服務志願者……”她掰著手指頭,數著自己的“角色”,“隻要有事兒找,我都是放下筷子就走。”柳素霞說,自己的一舉一動都絕不能為“西城大媽”抹黑。
文/本報記者 解麗 供圖/西長安街街道
內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大街小巷熱心治安監督的“小腳老太太”,正是“西城大媽”的前身。如今的“西城大媽”已成為當地的志願服務品牌,因年長女性佔比較大而得名,實際上這支隊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逢重大活動,身著紅馬甲、紅袖標、紅帽子的“西城大媽”們就齊刷刷出現在街頭巷尾,在治安防控、提供案件線索、社區共建共治等方面屢屢建功。僅2015年,“西城大媽”就發現72條涉恐信息,並因此走紅網絡。 在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場公開活動中,柳素霞曾以“西城大媽”身份受邀現身說法。當時她穿著一件紅色T恤,還燙了頭發,沒想到這個“扮相”剛好和“平安北京”推出的“西城大媽”卡通形象一致,於是一來二去柳素霞就成了“西城大媽”的代言人。
此外,近年來北京還陸續形成了其他一批區級自治品牌,如“東城社工”(2020年形成)、“朝陽群眾”(2014年形成)、“石景山老街坊”(2017年形成)、“回天有我”(2018年形成)、“懷柔一家人”(2020年形成)、“平谷的哥”(2019年形成)等。這些都是各區根據自身特點打造的基層治理品牌。在品牌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下,不計其數的群眾投身社會服務,活躍在基層的大街小巷,投身於治安巡邏、環境治理、文明勸導、社區共建,體現了群眾在基層治理中的中堅力量。
文/本報記者 李澤偉 蔣若靜 劉婧
武文娟 林艷 崔毅飛 解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