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夕，北京市长青生命纪念园“生命”纪念丰碑前，摆上了白色和黄色的菊花。每年，北京市红十字会都会在此举办生命追思会，来此悼念的除了逝者家属，还有医学院的学生和社会爱心人士。他们将敬意献给让生命发出最后一束光的“大体老师”们。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宝峰介绍，本市设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共三家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负责遗体捐献的具体接受和医学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截止到2021年底，本市超过2.8万人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已有近4000人实现了遗体捐献。“希望社会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了解、理解和支持这项事业。”

　　“他是万千平凡人的一个缩影”

　　遗体捐献者的名字被描金镌刻于纪念碑上，每个名字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的姚紫彤去年送别了自己挚爱的父亲。父亲走得突然，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接受；唯一有些安慰的是，几年前，她尊重父亲的意愿，同意父亲进行了遗体捐献的登记。“父亲是在我爷爷去世后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姚紫彤说，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让父亲有些不太认同，“我父亲觉得，人在去世后再讲究排场、做些表面文章是很没有意义的；生前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去世后能有点儿实实在在的贡献，就再好不过了。”受姚紫彤工作的影响，父亲对人体标本的稀缺状况有所耳闻，便动了遗体捐献的心思。

　　“他就是万千平凡人的一个缩影，也没有什么豪言壮志，只是朴素地想再多做点儿什么。”

　　“他们虽已作古，但生命不息”

　　站在纪念碑前，高岩久久凝视，这里长眠着他的父母和岳母。

　　“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晚年也多次跟我们聊到身后事。”1999年，高岩父母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得知北京市成立了志愿捐献遗体办公室，并颁布了《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便立刻让自己的大女儿去了解情况、准备资料；当年的7月1日，两位老人签署了遗体捐献申请表，成为北京市最早的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后，老人在和亲朋好友见面时，也不时提到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影响下，不断有亲友做出同样的决定。高岩的岳母就在遗嘱中写明：死后将遗体捐献，为祖国医学事业做出自己的最后贡献。

　　“虽然他们已经作古，但是生命不息；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榜样。”

　　带动老伴儿媳一起捐献遗体

　　捐献遗体同样是现年95岁的何振生一直以来的心愿。

　　据她的儿子田毅辉介绍，母亲是偶然看报纸时了解到，连北京市这样的大城市，可供医学解剖的遗体资源都十分匮乏。何振生便与家人商量，百年后将遗体捐献出去。老伴儿想不通，“入土为安的老规矩不能说改就改。”儿子也不同意，“捐出遗体，亲戚朋友会认为我不孝顺，舍不得花钱买墓地。”何振生心里却拿定了主意，她从报纸、书刊、网络整理了很多关于遗体捐献的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家里人慢慢被打动。最终，2012年7月，何振生和老伴儿一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2013年，何振生的老伴儿去世后，如愿完成遗体捐献；2016年，其二儿媳离世后，也进行了遗体捐献。现在就连照顾何振生的阿姨也被打动，动了遗体捐献的心思。

　　“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是我最后的一点心愿。”何振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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