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在紅樓前合影。人民日報記者施芳 攝

“在現場，可以更真切地感受那一段光輝歲月！”7月末的一個上午，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第一高級中學的120多名師生來到北大紅樓，開啟了他們期待已久的紅色研學之旅。

6月29日，“光輝偉業 紅色序章——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主題展”正式與公眾見面，人們參觀熱情高漲。“預約人數已達上限，兩周之內的名額早就滿了。”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常務副館長楊家毅說。

精心保護 展現革命舊址原貌

北大紅樓，落成於1918年，是當時北京大學校部、文科、圖書館所在地，迄今已逾百年。

這座紅磚砌筑、紅瓦鋪頂的近代四層建筑見証了許多大事件。它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也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主陣地、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孕育地，還是中共北京第一個黨組織的誕生地。

如何真實生動地再現北大紅樓的歷史、傳承紅色基因？2019年，相關部門開始籌備主題展。“紅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起初展覽的地點沒有選在這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展陳組負責人羅存康介紹，但大家很快意識到，北京早期革命活動與紅樓息息相關，在歷史事件的發生地辦展覽更有感染力。

隨著8家辦公單位陸續搬離，紅樓的整體修繕、策展有序展開。為了恢復原有的歷史風貌，設計人員查閱了大量歷史照片、圖紙和檔案，對歷次修繕情況作了系統梳理，考察了雙清別墅、輔仁大學等同時期同類型歷史建筑。大到周邊街區環境、小到牆縫的具體做法，修繕的每一項內容都力爭有史可查、有據可依。設計方案、施工工藝全程聘請專家指導，論証會開了100余次。

“我們堅持最小干預原則，盡可能保留原結構、原部件。” 北京國文信文物保護有限公司革命文物保護研究所所長王慶一告訴記者。修繕中，對開裂、損朽等存在隱患的木構架進行加固，對牆面酥鹼處進行封護，延緩病害發展，保留歲月留在磚表面的痕跡，對於原瓦面有微小殘損但不影響使用的不做更換。“它們都是紅樓走過百年的見証。”

展陳設計中，也處處體現著對紅樓的最大保護。展牆選用輕型材料，與地板接觸面加設橡膠隔墊﹔室內不做大型場景，多採用微景觀、壁式景觀，減輕負荷……

“人們來到這裡，一是瞻仰紅樓，二是看展覽。”清華大學展示藝術研究所所長洪麥恩說，展陳盡可能不遮擋建筑，保持紅樓的原始風貌，激發觀眾對革命先賢的追思與敬仰。經過精心設計，展板可推可拉，或使用格柵結構，陽光透過窗戶，洒滿展室﹔文物展櫃不設底箱，百年前的鑄鐵暖氣等設施盡在眼前﹔白牆、紅色地板、長條板凳，長長的走廊依然朴素庄重。

北大紅樓外景。人民日報記者施芳 攝

用心策展 講好紅色傳統故事

958張照片、1357件文物、40件藝術品、13個珍貴影像視頻……在紅樓裡穿行，紅色木地板“吱呀吱呀”作響，人們仿佛回到了激情澎湃的覺醒年代。

“在紅樓辦展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羅存康坦言。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是一個宏大的歷史主題，展陳內容豐富。但紅樓最初設計為學生宿舍，上下四層，工字形結構，68個房間，觀眾需要不斷進出。

在復雜、斷續的空間裡如何表現宏大的主題？展陳人員確定了“一室一專題，室室有亮點”的方案，努力讓展覽與建筑文物相融合，給觀眾以沉浸式的參觀體驗。

走進一層東南角119號房間，辦公桌上，一本泛黃卷曲的台歷，時間停留在1919年5月4日，這是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辦公室。1920年4月，李大釗與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在這裡會晤，推動了建黨進程。在毗鄰的會議室中，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正式成立。李大釗滿懷豪情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樓西頭的閱覽室，是青年毛澤東工作過的地方。當年，這位操著湖南口音的年輕人每天從景山東街三眼井胡同出發，步行到閱覽室，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人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置身於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陣地，他“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二層西南角的第三十六教室，李大釗、魯迅曾在這裡授課，能容納七八十人的屋子坐無虛席。自1920年起，李大釗在北大文科開設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唯物史觀》等課程——這是中國高校第一次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入課程。

“紅樓是一個生動課堂，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那一段歷史，激發愛國熱情。”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第一高級中學歷史教師丁健說。

黨史文物大多為文獻、檔案、書刊，信息量很大，但參觀時間有限，怎樣突出重點，潛移默化引導觀眾？策展人員、大綱作者、設計師整整用了一年多時間，對征集的紙質文物逐一研究，悟出了“門道”：最重點的紙質文物放在醒目位置，重點文字標上紅線﹔比較重要的紙質文物，裝裱鏡框或做成挂龕上牆展出﹔展板文字通過字體、顏色、材質、雕刻手法的變化來區分。63 期《新青年》、50 冊10 種文字的《共產黨宣言》矩陣式排列，強化視覺沖擊力。

全息影像、體驗式投影、交互式觸摸屏等新媒體技術的應用，讓展覽“活”起來。“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輕觸屏幕，讀著《新青年》激昂的文字，首都醫科大學燕京醫學院大二學生呂坤譯感慨地說：“為了民族解放，許多仁人志士艱難求索。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我們要倍加珍惜。”

潛心研究 深挖文物歷史內涵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這是紅樓門前原先懸挂的牌子，如今成立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名稱之變，體現出人們對這段歷史的再認識，進一步彰顯紅樓在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革命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洪麥恩說。

“展覽從歷史事實和思想觀點兩方面充分吸收了最新學術成果，將反映歷史規律與呈現歷史事實相結合，取得以事明理、以理馭事的展陳效果。”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副秘書長朱華東說。北京近幾年圍繞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動開展課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具體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北大紅樓革命精神”專題研究報告，出版八卷本《北大紅樓與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叢書》等，這些成果為展覽提供了學術支撐。

為確保展覽導向和史實准確無誤，展陳組先后邀請團中央、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指揮學院及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權威專家審讀展覽大綱細目和版式稿，展覽大綱先后修改了30多遍。

“不同於走馬觀花式參觀，觀眾來紅樓希望獲取更多信息，這就需要我們深入挖掘文物的歷史內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研究館員程皓深有體會。以往人們對北京早期黨組織指導北方地區建立黨團組織的歷史了解不多，研究成果較少。展覽中，李大釗在天津維斯理堂演講的聽課証、土默特旗學生在北京蒙藏學校的合影等一批重要史料，一張黨團組織在中國北方廣泛發展的示意圖，生動展示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后，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到天津、唐山、保定、太原、濟南等地指導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的壯闊歷程。

徐繼珂是河北省故城縣一家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員，業余愛好收藏革命文物。通過大量閱讀黨史文獻，他對早期紅色理論刊物的名稱、翻譯者（作者）、出版時間、出版社等信息了然於胸。去年，他偶然得知一位廣西朋友手頭有《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即馬克思研究專號，其中刊發了李大釗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仔細看過雜志照片，徐繼珂確定為原版，當即決定購入。不久之后，他把這本雜志連同《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等35件紅色理論文獻，一起捐給了紅樓，成為展覽中珍貴的藏品。“把革命文物拿到博物館展示出來，讓更多人受教育，這才真正體現了它的價值。”徐繼珂言語誠懇。

講解是展覽的重要一環，大綱編寫人員與講解員共同打磨講解稿，反復修改20多遍。七一之后，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又進行了修改。大家還挖掘了上百個文物故事，整理出 254個知識點。

黨史講解要求有極高的政治素養，從香山公園、 頤和園、陶然亭公園等抽調的20位講解員接受了半年的專業培訓，除了研讀《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黨史》等書籍，還參加了黨史專家開設的專題講座。朱寧原先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工作，對紅樓了解不多，如今他對這段歷史有了深刻的理解。“不能為講而講，要把重要的結論告訴觀眾。”在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三次論爭這一部分，起初隻講論爭過程，修改后的講解稿加上了一句話：爭論的結果是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道路。

“我們將堅持學術強館，打造開放的學術平台，舉全社會之力，進一步加強與紅樓相關的人物、事件、思想的研究。堅持社教興館，把展覽辦到‘雲’上，送進學校、社區，讓更多人體味老一輩革命家的初心使命，激勵人們在新時代砥礪前行。”楊家毅表示。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