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湖畔留足跡生如閃電死迅忽

2021年06月17日08:40 來源：北京青年報

原標題：陶然湖畔留足跡生如閃電死迅忽

　　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評梅墓碑原件首次展出

　　從陶然亭公園南門入園，沿著水清岸綠的公園南湖步行過橋，在湖心島西南角的高台上有一組建筑，這便是始建於元代的古剎慈悲庵，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先驅曾在此秘密開展革命活動。

　　自6月1日開始，陶然亭公園慈悲庵正式對公眾免費開放，展廳內舉辦《先驅者的奮斗——慈悲庵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專題展》，帶領觀眾重溫革命先驅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那段珍貴歷史。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到，展出半個月來，慈悲庵累計接待參觀游客2.7萬余人，游客留言寫滿整整三個留言本，紛紛表達對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美好祝福。

　　三大展廳

　　展示黨的早期革命活動

　　慈悲庵院落面積2500平方米，曾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先進知識分子在北京開展秘密活動的場所之一。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曾在此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留下紅色印記。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今年3月，陶然亭慈悲庵列為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並於6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之一，正式對公眾免費開放。目前，慈悲庵內正在舉辦《先驅者的奮斗——慈悲庵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專題展》。

　　據陶然亭公園管理處文化研究室主任李東娟介紹，展陳分為三部分，主要通過展示毛澤東在北京領導驅張運動，李大釗、周恩來等在慈悲庵召開五團體會議和高君宇烈士革命事跡，追憶慈悲庵那段充滿革命激情的紅色歲月。

　　其中，第一展廳介紹毛澤東領導驅張運動。展覽從青年毛澤東在湖南接受新思想、組織進步團體、傳播新思想開始，重點展示毛澤東帶領代表團到北京領導驅張運動期間，到慈悲庵與輔仁學社成員聚會討論驅張問題，開展請願等進步活動。

　　第二展廳介紹周恩來與五團體會議。展覽從青年周恩來求學接受新思想開始，重點講述五四運動爆發前周恩來成立覺悟社、開展學生示威、集會、罷課等愛國運動，帶領覺悟社成員到北京慈悲庵召開五團體會議等革命活動及相關情況。

　　第三展廳介紹高君宇烈士革命事跡。展覽從高君宇進入北大接受新思想、加入進步社團組織開始，重點介紹高君宇傳播馬克思主義新思想，積極投身黨的領導工作，最終因積勞成疾病逝的事跡。

　　高君宇烈士

　　墓碑原件首次展出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陶然亭公園依托此次《先驅者的奮斗——慈悲庵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專題展》，首次展出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評梅墓碑原件，同時還有高君宇在協和醫院入院時期的病歷等文物，彌足珍貴。

　　高君宇是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成員之一，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其間積極參加各種進步社團，如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新潮社、少年中國學會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接受進步思想。1920年11月，高君宇加入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了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開始播撒火種，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高君宇曾在多個刊物發表文章，闡述“人不可無一種主義”“擔負這個改造社會的責任”“共產黨就是替工人階級做事的政黨”等觀點。

　　1925年，高君宇因病逝世，葬於陶然亭湖畔。高君宇烈士墓位於陶然亭公園湖心島錦秋墩北麓。高君宇逝世后，他的生前女友石評梅經常到高君宇墓前寄托哀思。在石評梅致友人的信中，她說：“自寒食那天一直到今天，天天都去陶然亭一趟。”三年之后，石評梅因悲傷過度又患腦炎，不幸病逝。按照她生前遺願，石評梅被安葬在高君宇墓旁。

　　如今，步入慈悲庵第三展廳，正中央陳列著高君宇、石評梅墓碑原件。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在高君宇墓碑側面，刻有石評梅送給高君宇的一段話：“‘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眼，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幾句話，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助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隻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

　　陶然亭公園管理處文化研究室主任李東娟介紹，高君宇、石評梅葬於陶然亭湖畔后，其墓碑曾多次遷移。1956年，周恩來總理在審查北京市建設規劃總圖時指示：“陶然亭的‘高石墓’要妥為保護，革命與戀愛並不矛盾，留著它對青年人也有教育。”1988年完成高石墓的重修工作，在原址立起按照等比例復制的墓碑，原碑則由陶然亭公園保存起來，今年6月專題展開放后，首次對公眾展出。

　　原創油畫

　　生動描繪重要歷史事件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此次專題展覽中，還有很多重要展品和創新展示，包括兩張歷史老照片、兩幅原創油畫。兩張歷史舊照高精修復還原放大，以獨立造型展牆的形式突出展示當年先進知識分子在陶然亭進行早期革命活動的場景，原創油畫則生動描繪出展覽涉及的重要歷史事件。

　　步入第一展廳，可以看到其中的一幅原創油畫和一張老照片的造型展牆。原創油畫是專為此次展覽創作的，其描繪的是1919年12月2日長沙上萬民眾高舉“民眾聯合”“打倒奸商”的旗幟、焚燒日貨遭到皖系軍閥張敬堯派兵鎮壓民眾的場景。

　　李東娟介紹，張敬堯在長沙主政期間，始終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長沙人民“抵抗日貨”遭其強烈鎮壓，湖南人民從心底發出了“張毒不除，湖南無望”的呼聲。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來到北京，主持“驅張運動”。

　　在這幅原創油畫的右側、第一展廳的中央，以獨立造型展牆的形式重點突出展示毛澤東與輔仁學社在京成員在慈悲庵山門外大槐樹下合影的珍貴歷史瞬間。據介紹，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和輔仁學社部分成員來到慈悲庵集會討論“驅張”問題。會議結束后，他們就在慈悲庵山門外的槐樹前留下了這一張珍貴的合影。

　　“這張合影反映出毛澤東等人曾在陶然亭慈悲庵開展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在北京領導驅張運動期間，毛澤東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幫助他進一步了解馬克思主義。”李東娟說。

　　在第二展廳裡，展示了另一張高清歷史老照片，其反映的是五個進步團體在慈悲庵召開“五團體會議”的現場留影。陶然亭公園還專門對五團體會議舊址進行了場景還原。

　　此外，在第三展廳裡展示了一幅原創油畫，描繪的是高君宇、石評梅雪中游陶然亭的景象。畫面中，兩人身穿民國時期服裝，石評梅坐在木椅上，手捧一本書，高君宇則站在一旁，似乎在慷慨激昂地說著什麼，石評梅認真傾聽。他們身后是冬季迷蒙的湖面，岸上白雪皚皚，帶給人一種靜謐之感。李東娟介紹，這幅原創油畫展現出上世紀二十年代高君宇和石評梅兩人在雪后的陶然亭漫步聊天的溫馨浪漫場景。

　　展覽場景

　　再現“五團體會議”歷史場景

　　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曾是“五團體會議”發生的舊址。陶然亭公園依據會議留影，通過場景還原的方式再現了當時的陳設布局。

　　1920年8月16日，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少年中國學會”和周恩來領導的天津“覺悟社”以及“北京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五個團體的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開聯席會議，史稱“五團體會議”。李大釗、周恩來、劉清揚、鄧穎超、鄧中夏等二十余位代表參加了會議。

　　會議上，周恩來倡議在座各團體首先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挽救中國、改造社會的斗爭。會后，通過了《改造聯合宣言》《改造聯合約章》兩份文件。

　　在展室裡，北青報記者看到了一張老照片。據陶然亭公園管理處基建科科長郝剛雲介紹，公園征求文物專家的意見，根據這張照片，恢復了這間會議室的原貌。對比這張老照片，這間舊址幾乎復原了照片上的建筑原貌。“以前這裡是個吊頂，我們根據照片恢復成了人字形木結構屋頂。”郝剛雲又帶著記者看了看窗戶，“窗戶也都換成了當時的支摘窗，盡量恢復到原來的模樣。”

　　復原李大釗曾租住過的僧房

　　觀眾步入第二展廳，一進屋就可以看到一處場景復原，表現的是李大釗曾在僧房內租住的場景。據了解，在1921年到1923年期間，李大釗先生以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陳愚生為亡妻守墓的名義租借了慈悲庵的兩間僧房，實際上是李大釗等從事革命活動的秘密場所。

　　在復原場景中，臨窗擺放著一個條案，上面對稱擺放著兩個花瓶。條案前面是一張正方形的茶幾，左右兩側各有一把椅子。“這是李大釗租借兩間僧房中的一間，是一進門的一個門廳的場景布置。”李東娟說。

　　展廳內還展示了天津“覺悟社”舊址大門的壁式景觀造型，直觀地呈現覺悟社舊址建筑風格樣式。據介紹，“覺悟社”是參與“五團體會議”的一個團體，由周恩來於五四運動爆發后成立。覺悟社最初成員有20人，男女各10人，包括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等，都是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的骨干。覺悟社出版《覺悟》雜志，研究社會問題，傳播國外新思想，聯絡青年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

　　覺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周恩來就邀請李大釗和覺悟社的社員們座談。李大釗對覺悟社這種不分男女的組合以及出版屬於自己的刊物這些做法非常贊同。

　　在“五團體會議”上，周恩來對覺悟社提出的“改造聯合”主張做出說明，倡議與會各進步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挽救中國。“五團體會議”召開后不久，周恩來踏上赴歐求學之路。他實地考察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真相，進一步了解歐洲各種改造社會的學說主張，經過充分的比較和選擇，最后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

　　金句摘錄

　　“從這回京漢罷工被摧殘，使我們看明白了。當京漢和武漢罷工被摧殘，工會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行動上驟感非常的困難﹔這証明工人要於工會之外另有組織，才夠奮斗。工會之外，還要的組織是什麼呢？就是政黨……現在一切政治團體，唯一能為了工人階級全部利益奮斗的，隻有一個共產黨。”

　　——高君宇《工人們需要一個政黨》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除了無產階級利益之外，他不代表何等別的利益﹔更於黨的本身沒有異於無產階級利益的利益。簡單一句話，共產黨就是替工人階級做事的政黨。”

　　——高君宇《聽了江亢虎君講演之后》

　　“我們的團體非有明白的主張不可。這種主張就是主義。我自身是信馬克思主義的，去年便已如此想，並希望學會採取馬克思主義。我相信無明顯的主義便不能做出什麼事業。”

　　——高君宇在1922年7月少年中國學會杭州年會上的發言

　　“五月一日總同盟罷工的目的，不是單純的隻為了要求減少工作的時間——每日八小時的工作，他的總目的是在改造社會……我們——凡是承認五一運動者是為了新世界奮斗的同志——都應當撐起肩來擔負這個改造社會的責任，去完成他——‘五月一日’——的希冀。”

　　——高君宇《“五月一日”與今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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