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區日軍侵華遺存成為“挂牌”文物

　　大興區集賢侵華日軍飛機掩體2018年設了文保石碑

　　門頭溝區一座由煤矸石壘砌的日軍炮樓無文保標識

　　青龍橋車站，修繕后的日軍兵營

　　豐台區2016年認定為文物的程庄路碉堡

　　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昭和”二字清晰

　　大興區壽保庄侵華日軍飛機掩體2015年被認定為文物

　　今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紀念日，北京的很多文物建筑也記錄下了戰爭帶給城市的傷痛。1937年7月北平淪陷后，成為日軍統治華北的中心，並修建了星羅棋布的據點、堡壘，這些遺存都是日軍侵華的見証。北京青年報記者近日走訪這些日軍遺存建筑發現，多處侵華日軍遺跡的文保質量明顯提升，但也有一些文物並無文保標識，無法將文物的歷史信息傳遞給公眾。

　　多處日軍侵華遺跡

　　被認定為文物

　　2015年之前，北京已知的大部分日軍建筑遺存，獲得了官方的文物認定。而近五年來，在文物工作者、民間學者的持續推動下，又有三處侵華日軍遺存被認定為文物。文物不僅數量增加，類型也得以豐富。

　　首先是位於大興區的壽保庄侵華日軍飛機掩體。在大興區西紅門鎮的壽保庄，遺存有一座穹頂混凝土建筑，這便是“侵華日軍飛機掩體”。因位置偏僻隱蔽，且被當地村民佔用，多年未被文物部門發現。2015年，大興區的文物工作者找到了這座飛機掩體，同年將其認定為普查登記文物。北青報記者近日走訪看到，被認定為文物之后，壽保庄侵華日軍飛機掩體已完成騰退和修繕，2018年10月設立文保石碑及說明牌，現作為文物進行展示。

　　其次是位於豐台區的程庄路碉堡。在豐台區程庄路東側，矗立著一座圓柱形碉堡。據《北京抗戰遺存》一書記載，1937年7月7日之后，侵華日軍在豐台鎮鐵路北側至大井村修建倉庫，作為軍用物資的儲備及調運場所，被當地民眾稱之為“西倉庫”。2016年8月，豐台區文委將其認定為普查登記文物，並釘挂文保標識。經文物部門調查，程庄路碉堡下層為日軍修造，上層為中國軍隊后期添建。據北青報記者了解，該形制磚碉在北京現存四座，全部位於豐台區，均被認定為普查登記文物。

　　第三是位於房山區的侵華日軍摩崖刻石，由民間學者發起保護。在房山區鳳凰山的次主峰上，一塊灰白色岩石上刻字“七八一、五藤山、昭和一二八二九、佔領”，總共15字，字口清晰。昭和，即日本裕仁天皇的年號。昭和一二八二九，即1937年8月29日。據民間學者馬志璞調查，此刻石系侵華日軍為標榜佔領題刻。為保護這處日軍侵華証據，馬志璞於2017年向房山區文委遞交《不可移動文物認定申請表》。后經房山文物部門鑒定，今年1月，侵華日軍記功摩崖刻石，被公布為普查登記文物。據北青報記者了解，侵華日軍的摩崖刻石，在北京地區比較罕見。

　　其實在六年前，日軍侵華遺存很容易被忽視。當時北京的南苑機場、西郊機場、三間房機場附近，共遺存有20座侵華日軍飛機掩體，雖然它們多數被官方認定為文物，但基本沒有文保標識。2014年，位於大興區舊宮鎮的兩座飛機掩體、海澱區最后一座飛機掩體相繼遭到拆除，北京地區的侵華日軍飛機掩體減少至17座。

　　拆文物事件發生后，文物部門開始亡羊補牢，安裝文保標識成為一項重要工作。海澱區對拆除飛機掩體的單位罰款50萬元，還要求拆除單位在原址重建，並於2015年為遺址設立文保石碑。大興區、通州區也相繼為飛機掩體安裝文保標識。近五年來，在文物部門的重視之下，大部分日軍飛機掩體有了“身份証”。

　　日軍營房獲修

　　完善老站歷史風貌

　　京張鐵路青龍橋車站，現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著名的之字形鐵路沿用至今，京張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長眠於此。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站場內還遺存有侵華日軍修筑的營房。2019年，延慶區文物管理所對青龍橋車站的日軍營房進行修繕保護，百年老站呈現出多元化的歷史風貌。

　　據青龍橋車站站長楊存信介紹，青龍橋車站曾被日軍佔據，並建房屯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些營房成為鐵路職工家屬宿舍。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營房開始閑置，逐漸年久失修。經過此次修繕，排除了建筑安全隱患，並較好保存了歷史原貌，相關部門正研究如何加以利用。

　　語音講解成擺設

　　個別炮樓仍無文保標識

　　在個別日軍侵華遺存文物點，北青報記者也發現了一些對文物保護的不足之處。

　　仍以飛機掩體為例，大興區舊宮鎮集賢村，遺存有兩座日軍飛機掩體。2018年，大興區文物管理所在此設立了文保石碑，並設置了中英文說明牌，掃描說明牌上的二維碼，可以聽到語音講解。但北青報記者近日通過手機微信掃碼發現，語音頁面已經無法打開，原本貼心周到的服務成了擺設。

　　另據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范紀萍反映，門頭溝區的西山樓附近有一座日軍炮樓，被認定為文物20年有余，至今沒有文保標識。

　　8月26日，北青報記者走訪看到，這座碉堡建在山坡上，分為上中下三層，呈長方體，通高近7米，用煤矸石混凝土砌筑而成。在碉堡周圍，的確沒有文保標識以及任何說明性文字。范紀萍認為，沒有文保標識，便弱化了文物的宣傳、告知、教育功能。北青報記者查閱2001年出版的《門頭溝文物志》發現，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佔領中英煤礦（門頭溝煤礦），為獲取煤炭資源，在礦區西山坡修建了這座炮樓。

　　北青報記者致電門頭溝區文旅局文物科，一位男工作人員解釋說，炮樓是尚未定級的普查登記文物，因而尚未挂牌，但他們正在對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文物進行修編，之后會對這些文物進行挂牌保護。

　　此外，北青報記者在走訪中還發現，有些日軍侵華遺存文物的標識信息過於簡單，不利於參觀者了解其背景信息，也無法發揮文物應有的教育功能。比如程庄路碉堡、盧溝橋西射擊場路碉堡，均為豐台區普查登記文物，而北青報記者近日走訪發現，兩處文物僅以地址命名，連建造者是誰這樣的基礎信息都未在文保標識上注明。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范紀萍認為，“建造者身份”是建筑文物的基本信息，應當在文保標識中有所體現，從而將完整的歷史信息傳遞給公眾。

　　本版文並攝/本報記者 崔毅飛

　　專家觀點

　　保護好戰爭遺跡

　　為相關研究打好基礎

　　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劉衛東認為， 這些遺跡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歷史物証，是真實的歷史地標﹔其次，碉堡、飛機掩體等建筑物本身，對於研究日軍軍事建筑的材料、工藝，是非常好的實物標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原編研部主任、研究員張量介紹說，侵華日軍在北平修造的建筑物及其侵華遺跡比較分散，一部分遺存至今，但相對來說知名度不高。過去人們對此不夠重視，甚至鄙視這類遺跡，但隨著認知的轉變，文物部門、學界、民眾開始認識到這類遺跡的重要性，很多遺跡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這些遺跡是日本侵華的罪証，保留下來進行研究，是全面了解抗戰不可或缺的歷史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