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10年，莫言出新作《晚熟的人》

本報記者 路艷霞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連一本書都沒有看，他自己都無奈地表示“2013年我不是一個讀書人”。截至2016年，莫言獲獎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個不同的城市，參加過26次會議、開了18次講座，題了幾千次字，簽了幾萬個名。

2020年，距莫言獲諾獎已經過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說已過去整整十年。昨天，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消息稱，莫言最新作品《晚熟的人》終於出版。

向讀者“敞開”獲獎后的生活

在莫言的這部新作中，匯集了他創作的十二部中短篇小說，都是莫言說給大家的“新故事”，依然取材自“故鄉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當下，融入對於時代新生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十二個故事篇幅緊湊，卻各有曲直，新鮮的、驍勇的、星羅棋布的敘述裡塑造了一系列“應時而變”的人物，他們像是從我們身邊走出去的人，健步如飛，從小說的這頭一直奔跑到小說的那一頭。

莫言講故事向來愛用第一人稱“我”，《晚熟的人》延續了這一習慣。不同的是，這12個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當下的年齡和身份，莫言真正將自己寫進了故事裡，毫不避諱地向讀者敞開了獲得諾獎后的生活。讀者隨著小說裡的這位“莫言”，獲獎后回到高密東北鄉，發現家鄉一夕之間成了旅游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涌現，“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每天都有人來參觀，來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還有不遠萬裡前來的外國人。

會講故事的莫言回來了，但這次歸來，還是有了不同。據出版方相關人士介紹，從新作可以看出，莫言的眼光不再聚焦於“英雄好漢王八蛋”，而是轉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過於真實，仿佛就是從我們身邊走出來的人物。正是這樣一群人，組成了時代演進中的“常”與“變”。莫言寫下他們的故事，好似不經意地在一張白紙上刻下一個又一個坐標。

第一次引入當下社會“新人”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回望童年、少年，更會用敏感的心去捕捉時代的高速發展，在鄉村留下的深深印記。

童年記憶中，莫言實話實說自己“天生不是個割草的料兒”，“當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飼養棚時，在場的人大樂。飼養員趙大叔用食指挑著我那一斤草，說：你真是個勞模兒！”從此“我”有一個外號“勞模兒”。而關於少年時代的書寫，莫言寫道：“許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經常夢到在村頭的大柳樹下看打鐵的情景。”

讓人驚喜之處在於，不同於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當下社會的“新人”。在《紅唇綠嘴》中，莫言塑造了一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並不陌生的人物——網絡“大咖”高參。高參深諳互聯網運作規律，最擅長胡編亂造、添油加醋，靠販賣謠言發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個鐵杆水軍，讓咬誰就咬誰，讓捧誰就捧誰，將網絡玩弄於股掌之中。高參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萬個人也成不了大氣候，但網絡上，一百個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他在《天下太平》中寫到一個叫二昆的人，自稱“我們村子裡的人，在我的培訓下，都有強烈的新聞意識，都能熟練地使用手機的錄像功能，上到百歲老人，下到五歲兒童。”

依舊是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的故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用童年經驗和想象力織造的高密東北鄉早已一去不復返。對於故鄉的變化，莫言很坦然：“將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時代變了，故事照講，《晚熟的人》又帶回了我們熟悉的那個“說書人”莫言。

“獲獎八年來我一直在創作”

讀《晚熟的人》，很容易將“我”與“莫言”融為一體。對此莫言回應說：“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著我的指令，但他並不能自己做出什麼決定，我在觀察著、記錄著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

事實上，小說中的“莫言”更像一個故事的尋訪者和記錄者，偶然路過人生百態，對爭執不予置喙，對善惡不妄下定論，始終冷靜，始終淡然。作者的價值觀始終深藏在文字背后，這些故事也因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氣，更加精彩。

莫言時刻關注著家國的變遷，關注著周圍的人和事。他說：“對一個作家來說，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或靈感的觸發點。”他更為自己正言，“獲獎八年來我一直在創作，或者在為創作做准備。”在這八年裡，莫言寫過戲曲、詩歌，也到過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載於2017年第9期《人民文學》文學劇本《錦衣》讓人眼前一亮，詩歌《七星曜我》《鯨海紅葉歌》《詩人金希普》《表弟寧賽葉》也於2017年、2018年刊發於幾個知名文學刊物。2019年末，莫言的新作詩體小說《餃子歌》發表於《北京文學》，全文以詩歌形式寫就，共計五百多行。今年，莫言新創作了長詩《東瀛長歌行》。這些年，他當然也創作了一些小說作品，刊登在各種文學刊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