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湖畔留足迹生如闪电死迅忽

2021年06月17日08:40 来源：北京青年报

原标题：陶然湖畔留足迹生如闪电死迅忽

　　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墓碑原件首次展出

　　从陶然亭公园南门入园，沿着水清岸绿的公园南湖步行过桥，在湖心岛西南角的高台上有一组建筑，这便是始建于元代的古刹慈悲庵，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曾在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自6月1日开始，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展厅内举办《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那段珍贵历史。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展出半个月来，慈悲庵累计接待参观游客2.7万余人，游客留言写满整整三个留言本，纷纷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美好祝福。

　　三大展厅

　　展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慈悲庵院落面积2500平方米，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之一。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曾在此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留下红色印记。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陶然亭慈悲庵列为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并于6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目前，慈悲庵内正在举办《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

　　据陶然亭公园管理处文化研究室主任李东娟介绍，展陈分为三部分，主要通过展示毛泽东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李大钊、周恩来等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和高君宇烈士革命事迹，追忆慈悲庵那段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岁月。

　　其中，第一展厅介绍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展览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接受新思想、组织进步团体、传播新思想开始，重点展示毛泽东带领代表团到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期间，到慈悲庵与辅仁学社成员聚会讨论驱张问题，开展请愿等进步活动。

　　第二展厅介绍周恩来与五团体会议。展览从青年周恩来求学接受新思想开始，重点讲述五四运动爆发前周恩来成立觉悟社、开展学生示威、集会、罢课等爱国运动，带领觉悟社成员到北京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等革命活动及相关情况。

　　第三展厅介绍高君宇烈士革命事迹。展览从高君宇进入北大接受新思想、加入进步社团组织开始，重点介绍高君宇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积极投身党的领导工作，最终因积劳成疾病逝的事迹。

　　高君宇烈士

　　墓碑原件首次展出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陶然亭公园依托此次《先驱者的奋斗——慈悲庵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专题展》，首次展出高君宇及其女友石评梅墓碑原件，同时还有高君宇在协和医院入院时期的病历等文物，弥足珍贵。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之一，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其间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进步思想。1920年11月，高君宇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播撒火种，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高君宇曾在多个刊物发表文章，阐述“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等观点。

　　1925年，高君宇因病逝世，葬于陶然亭湖畔。高君宇烈士墓位于陶然亭公园湖心岛锦秋墩北麓。高君宇逝世后，他的生前女友石评梅经常到高君宇墓前寄托哀思。在石评梅致友人的信中，她说：“自寒食那天一直到今天，天天都去陶然亭一趟。”三年之后，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又患脑炎，不幸病逝。按照她生前遗愿，石评梅被安葬在高君宇墓旁。

　　如今，步入慈悲庵第三展厅，正中央陈列着高君宇、石评梅墓碑原件。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高君宇墓碑侧面，刻有石评梅送给高君宇的一段话：“‘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眼，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助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陶然亭公园管理处文化研究室主任李东娟介绍，高君宇、石评梅葬于陶然亭湖畔后，其墓碑曾多次迁移。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市建设规划总图时指示：“陶然亭的‘高石墓’要妥为保护，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1988年完成高石墓的重修工作，在原址立起按照等比例复制的墓碑，原碑则由陶然亭公园保存起来，今年6月专题展开放后，首次对公众展出。

　　原创油画

　　生动描绘重要历史事件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此次专题展览中，还有很多重要展品和创新展示，包括两张历史老照片、两幅原创油画。两张历史旧照高精修复还原放大，以独立造型展墙的形式突出展示当年先进知识分子在陶然亭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场景，原创油画则生动描绘出展览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

　　步入第一展厅，可以看到其中的一幅原创油画和一张老照片的造型展墙。原创油画是专为此次展览创作的，其描绘的是1919年12月2日长沙上万民众高举“民众联合”“打倒奸商”的旗帜、焚烧日货遭到皖系军阀张敬尧派兵镇压民众的场景。

　　李东娟介绍，张敬尧在长沙主政期间，始终敌视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长沙人民“抵抗日货”遭其强烈镇压，湖南人民从心底发出了“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声。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主持“驱张运动”。

　　在这幅原创油画的右侧、第一展厅的中央，以独立造型展墙的形式重点突出展示毛泽东与辅仁学社在京成员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下合影的珍贵历史瞬间。据介绍，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辅仁学社部分成员来到慈悲庵集会讨论“驱张”问题。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在慈悲庵山门外的槐树前留下了这一张珍贵的合影。

　　“这张合影反映出毛泽东等人曾在陶然亭慈悲庵开展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帮助他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李东娟说。

　　在第二展厅里，展示了另一张高清历史老照片，其反映的是五个进步团体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体会议”的现场留影。陶然亭公园还专门对五团体会议旧址进行了场景还原。

　　此外，在第三展厅里展示了一幅原创油画，描绘的是高君宇、石评梅雪中游陶然亭的景象。画面中，两人身穿民国时期服装，石评梅坐在木椅上，手捧一本书，高君宇则站在一旁，似乎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石评梅认真倾听。他们身后是冬季迷蒙的湖面，岸上白雪皑皑，带给人一种静谧之感。李东娟介绍，这幅原创油画展现出上世纪二十年代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人在雪后的陶然亭漫步聊天的温馨浪漫场景。

　　展览场景

　　再现“五团体会议”历史场景

　　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曾是“五团体会议”发生的旧址。陶然亭公园依据会议留影，通过场景还原的方式再现了当时的陈设布局。

　　1920年8月16日，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北京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的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五团体会议”。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二十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周恩来倡议在座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会后，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两份文件。

　　在展室里，北青报记者看到了一张老照片。据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基建科科长郝刚云介绍，公园征求文物专家的意见，根据这张照片，恢复了这间会议室的原貌。对比这张老照片，这间旧址几乎复原了照片上的建筑原貌。“以前这里是个吊顶，我们根据照片恢复成了人字形木结构屋顶。”郝刚云又带着记者看了看窗户，“窗户也都换成了当时的支摘窗，尽量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复原李大钊曾租住过的僧房

　　观众步入第二展厅，一进屋就可以看到一处场景复原，表现的是李大钊曾在僧房内租住的场景。据了解，在1921年到1923年期间，李大钊先生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为亡妻守墓的名义租借了慈悲庵的两间僧房，实际上是李大钊等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场所。

　　在复原场景中，临窗摆放着一个条案，上面对称摆放着两个花瓶。条案前面是一张正方形的茶几，左右两侧各有一把椅子。“这是李大钊租借两间僧房中的一间，是一进门的一个门厅的场景布置。”李东娟说。

　　展厅内还展示了天津“觉悟社”旧址大门的壁式景观造型，直观地呈现觉悟社旧址建筑风格样式。据介绍，“觉悟社”是参与“五团体会议”的一个团体，由周恩来于五四运动爆发后成立。觉悟社最初成员有20人，男女各10人，包括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都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研究社会问题，传播国外新思想，联络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周恩来就邀请李大钊和觉悟社的社员们座谈。李大钊对觉悟社这种不分男女的组合以及出版属于自己的刊物这些做法非常赞同。

　　在“五团体会议”上，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主张做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挽救中国。“五团体会议”召开后不久，周恩来踏上赴欧求学之路。他实地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选择，最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金句摘录

　　“从这回京汉罢工被摧残，使我们看明白了。当京汉和武汉罢工被摧残，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行动上骤感非常的困难；这证明工人要于工会之外另有组织，才够奋斗。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现在一切政治团体，唯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

　　——高君宇《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利益之外，他不代表何等别的利益；更于党的本身没有异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利益。简单一句话，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

　　——高君宇《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

　　“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

　　——高君宇在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的发言

　　“五月一日总同盟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要求减少工作的时间——每日八小时的工作，他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我们——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当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去完成他——‘五月一日’——的希冀。”

　　——高君宇《“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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