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重视疫情治理中的文明建构

目前，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战“疫”，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态势得到了有效抑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治理效能。在此期间，政府及各级组织采取了积极防控措施，民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配合，但在宏观高效积极的应对措施背后，出现了微观环节上的混乱，昭示出管理机制欠缺的一面，也反应出少数公民素养欠佳、规则意识缺乏、公共精神不足等文明缺失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针对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时曾经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势严峻，时间紧迫，似乎容不得我们在疫情之后再痛定思痛；痛中思痛，及时总结，才能使后期的防疫工作更加有效。为此，特对防控措施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如下梳理：

第一，防护措施的过激、变形、矫枉过正。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由于过于恐惧或是受免责意识的影响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应对疫情动作迟缓或手段过度校正等行为。如在新闻报道或微信圈中曾出现的“擅自挖断公共道路、设卡”“对公共场合未带口罩者缺少劝说环节直接施以暴力”等。虽然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可以采取“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的紧急措施，但须注意为防止疫情扩散采取的各类措施是否为首选、优选，是否做到了合法、科学、适度，是否符合相关的程序要求。

第二，同理心、人文关怀和基本道义感的缺失。同理心是一种理解他人或“感同身受”的能力。讲到同理心，需要提到的是隔离措施。隔离是以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来换取公共健康的手段，其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人身自由，但在面临重大疫情的特定情况下， 这种权利的克减与限制不可避免，将符合条件的传染病人隔离在一定区域内给予观察和治疗，是合情合理的； 但在采取隔离政策和相关措施时，应当做好相应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尽可能将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或侵犯降到最低。然而，在某些地方，却出现了工作人员从外面用铁链把湖北回乡人员的大门锁住、围堵鄂A牌照私家车，个别小区对医护人员回家采取限制等过激行为，这显然缺少了对处于困境中的湖北人民的人文关怀，给文明社会增加了不和谐的景观。

第三，部分公民的公共意识、规则意识淡漠。疫情期间，个别市民表现出了无知、 任性、漠视规则的现象。如在严管严控、大力宣传“居民出行必戴口罩”之际，有的人由于自身对风险估计不足，疫情恶化后仍然无动于衷、视规则于不顾，不戴口罩而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或私下聚会，甚至说出“我传染了我负责”的话；个别志愿服务人员素质欠佳，在从事志愿服务工作时，出现越线行为——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无疑为疫情阻击战增添了人为的混乱。

相比之下，面临疫情，在党中央的召唤下，众多医者逆向而行，基层党员迎难而上，广大社区工作者无私忘我、负重担当，很多民众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尽己所能提供帮助。如有的餐饮企业主坚持连续免费为医院工作人员送餐，有的宾馆经营者主动腾挪宾馆房间以作为医务工作人员的休息室，这些无私、利他的大爱精神是文明社会的正向力量，弥足珍贵。

目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物质文明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不断加强。高标准的公共服务和高文明的社会公共行为，是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心愿。疫情对社会文明与治理文明形成了考验，应对疫情，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需要科学的救治，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文明与治理文明作为保障。为此，我们更加期盼：第一，文明社会不能被恐惧绑架理性。在处理突发应急风险的关键时刻，本能的恐惧之余，更需要淡定应对、不顾此失彼，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尊重信任，这样将更有利于早日战胜疫情。第二，把“武汉加油”“湖北加油”落到实处。社会的每个人，除了为奋不顾身、奋斗在一线的医者鼓劲加油外，应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基层工作人员、普通民众应秉持着不差别对待湖北籍同胞的原则，温情对待疫情中的每一个患者，给予其尽可能的关心和妥善安置，形成一种“关怀氛围”。第三，也希望湖北同胞能在特殊时期对于受到差别对待给予宽容与理解，不要因抱怨而放松或放纵自己，甚至产生报复心理与行为；第四，要更加注重疫情防控方法的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疫情考验的不仅是各地的防控能力，也是对法治意识、治理能力的直接考察。在疫情防控中可以开拓新方法，但要注意边界，即在考虑应对措施的效果和效率时，要经受住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拷问。在实施具体政策或隔离措施时，遵循合法、有度的原则，对不同行动选择的利弊进行全面、客观的权衡，从而提高集体行为的理性程度；第五，更加注重公民素质的提升。疫情期间，出门戴口罩、自觉接受防疫检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戴好口罩，给予他人一种信任的感觉，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习惯。每一次经历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文明的跃升。通过此次疫情考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反思，获得一些成长，也使社会文明程度有一个大的改观！（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