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楼长制效应——商务楼宇防疫复工两手抓两不误

2020年03月12日08:56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双楼长制效应

  本报记者 朱松梅

  一座座高楼大厦,是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截至去年底,北京仅甲级写字楼的总面积就达到了1114万平方米,其中不少集办公、商场、餐饮、娱乐于一体,每栋楼宇的日均进出人次动辄成千上万。 企业、人员、资金、信息,都在商务楼宇汇聚,孕育着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然而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这也意味着高度的人员聚集,是城市疫情防控重点必守之地。复工迫在眉睫,防疫不能松懈。很短的时间里,不少商务楼宇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

  大型楼宇率先推行“双楼长”制

  西城金融街凯晨世贸中心北门的醒目位置,公示着两位楼长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张艺馨和许淼,一位是物业项目部负责人,另一位是属地街道的金融街街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街道干部怎么成了楼长?没错,这就是此次疫情期间,本市在大型楼宇推行的“双楼长”制。

  双楼长,就是由属地街道的一名干部和物业管理方一名人员共同担任楼长,分别承担“四方责任”中的属地责任和单位责任,一起负责楼宇防疫的大小事项。

  金融街已有25年历史,是全国金融产业的聚集重地,有“中国华尔街”之称。1.7公里的大街两侧楼宇林立,众多大型金融机构和国企总部入驻,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超百万亿。这里的疫情防控,不论是难度之大,还是地位之重,都不言而喻。

  “金融街总共有3170家企业,规模以上楼宇76座,从业人员超过37万人。”金融街街道办主任徐建生说,1月24日除夕当天,街道办正式进入“防疫模式”,仅用两天就摸清了所有企业、员工的台账。随后按照西城区部署,其中22座单一业主的楼宇由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派驻楼长;另外54座属于综合商务楼宇,业主单位多,有的还集办公、餐饮、娱乐为一体,均由金融街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任楼长。

  自从当上了“楼长”,许淼每天都要骑着单车,往返于街道办和她负责的几座楼宇之间。早高峰时间更是要和物业一起值守,协助疏导人流,检查防疫措施是否到位。

  事实上,“双楼长”制指的绝不仅仅是两个人。在徐建生看来,这是一种“街道-楼宇物业-企业”的三级管控体系,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控网络。“这个防控网络畅通之后,一旦有突发情况,可以做到迅速响应。”徐建生说。

  属地、楼宇和驻厦企业之间,既没有资产联系,也没有隶属关系,管理难度不小。如今,各方力量都在“双楼长”制中拧成了一股绳,从而实现工作层层细化,责任层层压实。

  金融街以东8公里,是与纽约曼哈顿、巴黎拉德方斯比肩的商务中心区——北京CBD。84平方公里的功能区内坐落着130多栋楼宇、上万家外资企业、百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疫情蔓延之初,北京CBD就在银泰中心率先探索“双楼长”制。

  徐岱川是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同时也是银泰中心C座楼长。“以前,我们的保洁人员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防疫消杀培训,人手也不足。”徐岱川坦言,自己肩上的防控压力如山大。

  单靠楼宇物业的力量难以挑起重担,徐岱川主动向建外街道请求支援。不到一天,由物业负责人、街道办干部以及包楼社工组成的微信群就拉起来了,取名“楼长群”,防控短板也在街道指导下迅速补齐。

  一方出一人,各司其职,压实责任。虽然当上了楼长,徐岱川心中的疑惑并没有完全打消。楼宇防疫具体该怎么干?有没有标准?他把问题直接发到了群里。不一会儿,街道印制的指导手册截图一张张出现在群里,如何加强电梯、大堂、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的通风和消杀,事无巨细,一一讲清。

  一条条细致、可行的建议,让徐岱川的眉头舒展开来。

  楼宇物业驻厦企业合作守牢大门

  “您好,请问您找谁,是否有预约?”在首创·郎园Vintage的北门,4名保安员全副武装把守大门,严格筛查每一位出入者,没有员工卡一律不准进入。

  开园九年,这是它第一次大门紧闭,板起一副严肃面孔。

  郎园Vintage由工业遗迹改造而来,它位于大望路附近,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是一座开放式的文化产业园。Vintage的意思是“博物馆的珍藏”,园子恰如其名:红砖厂房星罗棋布,后现代雕塑随处可见,复古与现代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气质。

  北京城里文创园多不胜数,这里却名声在外,因为它不但是63家企业的办公之地,更有咖啡厅、电影院、文创铺、书店等大众消费场所。不论工作日还是假期,园子里都熙来攘往,有脚步匆匆的白领,也有悠然散步的市民。

  这一切,都因疫情戛然而止。

  “很多居民区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仅对本地区居民和租户发放通行证,事实证明是非常行之有效的。”郎园总经理赵春燕介绍,1月25日,园区成立了疫情防控总调度小组,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及工作指南,首要的原则也是实行社区化的封闭管理。

  郎园Vintage的管理方连夜开发了信息统计小程序,并先后4次迭代更新,园区企业的1800名员工每日通过小程序报送返京日期、身体状况。“春节期间共有980名员工出京,这些员工在返京并完成14天的居家观察之后,我们才为他们开放员工卡进出权限。”赵春燕说。

  商务楼宇,一向有“竖起来的社区”之称,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之中,很多楼宇就借用了社区的防控经验——严格实行封闭管理,阻止人员无序流动。

  一夜之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融国际等三栋楼宇,外围都被铁质的道路隔离护栏围了起来。每栋楼仅留有两个出入口,24小时有人值班,只有内部员工在测温、登记后方可进出。

  “围楼”是特殊时期的无奈又必要之举。荣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国融国际、易居国际、荣京丽都三栋楼都属于开放式楼宇,出入口四通八达。随着企业复工、员工返京,防控难度特别大。辖区内的上海沙龙商业中心、中央公馆等几个小商圈,也采取这种护栏围挡的方法,在外围拉起一圈防护网,餐饮单位暂停堂食服务。

  关起大门,闲人免进,是很多商务楼宇遵循的防控铁律。而在其中一些商务楼宇,封闭式管理更有了升级版:哪怕是内部员工也得经单位同意后方可出入。

  杨朝辉供职于西长安街上的甲级写字楼——凯晨世贸中心的物业项目部。每天下午4点前,34家驻厦企业都会发来一份《本单位次日进出楼宇的员工名单》,由他进行统计、汇总之后录入后台系统。

  人手一张的员工卡,不再是进出大厦的通行证。早7:30到9:00,大厦10条进入通道同时开放,每条通道都配有信息查询器,经认证身份、测量体温后,员工才被获准进入。

  如此严格的出入制度是楼宇物业和驻厦企业共同议定的。其目的就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岗位远程办公,把实际到岗率控制在30%左右,避免人员聚集、降低风险。

  园区企业共克时艰开启“花式复工”

  早在2月18日,金融街核心区的99家重点金融机构就全部实现复工。复工但不到岗,是企业的普遍状态。

  “以前每周要上5天班,现在是上一休一。”王蓉(化名)是一家金融监管机构的员工,单位尝试AB岗复工,即员工轮流到单位值班,同一时间段,同一排工位上,只能有一人在岗。“只要活儿干完了,领导就催我们早点儿下班回家。”

  疫情催生了不少“花式复工”的灵活方式,AB岗就是其中之一。

  全民宅家抗疫,白领也不缺席。1月27日晚,北京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说,鼓励采用电话、网络等灵活办公方式,减少会议参会人员、缩短会议时间。

  这个特殊的春天,从前只属于小众的远程办公一下子火了!一家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全国总共3亿人、逾1800万家企业远程办公。

  春节期间,维拓时代建筑设计公司就率先开始了“云办公”的尝试。

  维拓设计的前身是北京纺织设计研究院,其办公楼坐落于朝阳六里屯,地上5层、地下2层,员工总数超700人。复工已近一个月,大楼里却仍然冷清。

  “我们早就给员工发了通知:能不来公司,就一定不要来。如果不得不到岗,也要提前报告。”公司党委书记李振龙说,整个大楼如今的实际到岗人员只有50人,600多名设计师都在“云办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年初二起,信息中心的员工就开始加班加点搭建VPN(虚拟专用网络),让建筑、设计、电器、给排水等多个方向的设计师可在同一平台上交流。

  对于家中电脑性能不合适的160位设计师,公司还提供贴心的“送货上门”服务,直接把办公电脑送到员工家中。“只要家里有电脑、有网络,大家就能像在办公室里一样设计图纸了。”李振龙说。

  管理流程和制度也随之变得更细致。早上9点,设计师们都要在办公系统中“打卡签到”,然后由部门负责人细化任务分工,锚定节点,定时检查进度。晚间,各部门负责人还要开当日总结会。

  远程办公的效果还真不错!大家紧抓节点,办公效率没有降低。这一番特殊的锻炼,还给公司带来了意外之喜——发现了好几位管理型人才和自律型员工。

  首创·郎园共在石景山、朝阳拥有三家文创园,如今,园区中的企业虽已复工,但餐饮、文化空间、文创精品店依然没有对外营业。

  园区和企业共克时艰。2月17日起,它们正式入驻淘宝直播,开启了“线上复工”。

  用天然的蝶豆花压榨出蓝色汁液,模拟深邃的夜空;蔓越莓和核桃仁巧做点缀,如同大星小星……3月5日下午,轮值主播带着网友走进园区内的一家烘焙工坊。面包师李师傅一边演示制作过程,一边讲解烘焙技巧,创意自梵高名画《星月夜》的“星空”吐司精致有趣,令人垂涎。

  短短两个多小时,单价40多元的吐司就卖出二十多份,为商户带来近千元的收入。像这样的直播,郎园每天至少要做2小时。

  “一米行动”保持安全距离

  “防火、防盗、‘防’同事。”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医生,幽默地道出了复工的防疫要诀:同事之间应保持距离,降低飞沫传播概率。

  距离产生美,更产生安全。石景山区发起了“一米线”行动,辖区160座商务楼宇纷纷响应,以往只在银行柜台、车站售票厅才能见到的黄色一米线,眼下变得随处可见。

  石景山融科创意中心的大厅里,扫码验证区是进入大厦的第一道关口,一旁的提示牌上写着:间隔一米扫码。再往里走,电梯轿厢被黄线划分成6块,依线而立,可保证间隔一米。会议室里,超过一半椅子被撤走,落座时人均距离在两米以上。食堂的等餐区划上了一米线,改为单桌单椅,有人戏称,把午饭吃出了考试的庄严感。

  空间闭塞、高频接触的电梯是楼宇防疫的最薄弱环节。国贸中心的5栋写字楼,电梯总共有132部,物业在疫情期间实行“不间断清洁”,每个轿厢每小时至少要清洁一次。不仅如此,轿厢内还全部喷涂了纳米抗菌抗病毒涂层,菌落数达到医用级别。

  在呼家楼的京广中心商务楼,负责人董玉梅为电梯防疫的事儿反复思量,甚至锱铢必较。

  “很多商务楼都在电梯按键旁边放一包纸巾,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董玉梅说,可弊端很快显露出来。纸巾体积大、不易回收,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他们尝试换成牙签,又发现容易戳坏按键。最终,棉棒成了最好的替代品,每天消耗约1000根,成本低,效果好。

  取用棉棒亦有讲究。京广中心每层楼的电梯外都放置着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寸深的雪白食盐,错落插着几十根棉棒。这样一来,乘梯者一次只接触一根棉棒,可最大程度上避免交叉感染。

  街道牵线化解保障难题

  复工之后,员工用餐也成了不小的难题。

  “大厦里的餐厅在疫情期间暂停开放。虽说我们现在是轮岗值班,但每天也还是会有60多人在办公楼里工作。”作为北京梆梆安全科技公司的党支部书记,田晓宁没少为此事犯愁。外出就餐存在感染风险,从外面订餐也不知道质量是否有保证,“后来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街道党工委反映情况。”

  田晓宁没想到,第二天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侠就来登门核实情况。仅过了一天,街道办就帮公司跟附近一家餐厅对接上了,两大箱热气腾腾的饭菜打包后准时送到大厦楼下。两个菜一份饭,荤素搭配合理,只要二十多元。

  同样在学院路街道,中科创达公司的员工最近吃上了“好邻居”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特供餐食。街道办搭平台,校企合作,公司从学校食堂统一订餐,做好后送至学校门口,再由物业人员取回。不少员工都感叹:饭菜不仅营养均衡,还找回了上大学吃食堂的感觉!

  每一项措施,都扎实落实;每一个细节,都在日臻完善。

  在北京地图上,每一座商务楼宇都是一个小小的点。星星点点连起来,就筑起了一道复工复产的“防疫墙”。

(责编:池梦蕊、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