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经王绶琯院士倡议, 61名科学家联名发起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20年间,在一双双大手牵引下,无数孩子走进了科学世界——

播撒科学的种子

施芳

2019年10月21日17:58  来源:人民网-北京频道
 

“在昌老师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7月13日上午,在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老会员学术论坛上,洪暐哲和新会员倾心交流。

改变发生在2000年暑假。此前的他喜欢捣鼓无线电和机械制作,却对生物提不起兴趣,“尽是些花花草草,要背的东西太多”。

昌增益教授的实验室向他展示了一个多样的生物世界,他的兴趣一下子被触发。“像走火入魔一般,每天在实验室泡到很晚才回家。”开学后,他每天中午飞快地骑车赶往实验室,埋头做上一个半小时实验,又飞快地赶回学校上课。

从就读清华大学生物系,到任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此,这位少年的生活与生物紧紧连在了一起。

初心

“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铺路搭桥”

俱乐部也改变了王绶琯的生活。

那是1997年,时年74岁的王绶琯院士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无声无息了。“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

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波尔28岁提出原子模型……20世纪的100年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计159人次,他们取得代表性成就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29.9%,40岁以下的占67%。王绶琯认为,这种现象是有规律性的。在青少年培养科学兴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铺路搭桥”。

作为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王绶琯的科学之路颇富传奇色彩。1949年,他已学过13年航海和造船,但始终追求着童年时对天文的兴趣。在朋友鼓励下,他给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信,同他讨论当时的新兴学科——天体物理学方面的问题。

一双天文学家的“大手”和一双未经专业训练的“小手”握到一起。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开启了科学生涯的全新道路。 “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是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的。”几十年过后,王绶琯经常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了大量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自己成了‘大手’,时常会有触到‘小手’的感受。”

王绶琯曾经同一些高三学生谈论大学志愿,这些中学生都无一例外地钟情于经济、金融,未来准备闯荡商海。王绶琯陷入沉思:“中国还有多少青少年愿意在科海遨游?”

“我们能为这些小娃娃做些什么?”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1998年初夏的一天,中科院科普领导小组组长郭传杰接到王绶琯的电话,听到他关于成立俱乐部的建议,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支持。“电话那头传来先生低缓浓重的福州口音:‘那好,我起草个倡议,我们先签上名,然后请你再约些科学家一起支持。’”两天之后,郭传杰便收到了王绶琯草拟并签名的倡议书。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路甬祥、王大珩、白春礼、钱学森、马大猷、卢嘉锡……当年签名的纸张已经泛黄,但61位科学家的签名依旧清晰可见,其中有院士45人,包括“两弹一星”科学家5人。

1999年6月12日,俱乐部启动仪式在北京四中举行,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作了题为《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报告,并和王绶琯、钱文藻一起回答学生提问。时任四中副校长刘长铭至今还记得,只有一间教室大的多功能厅里挤进了一百多名学生,两台柜式空调机都开到了最低温度,但房间里仍然闷热难耐。“我真担心老先生们热坏了,学生们提问完全不受约束,除了科学问题,学生还问博物馆能不能免费开放。”

探索

“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

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每逢周末,河北临城中学的杨帅都会坐两个多小时高铁,从340多公里外赶到清华大学,参加“光学信息处理的模拟计算和实验”研究。

这个暑假,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中学的王浩然、赵轩儒、董子涵先后来到山东聊城、内蒙古锡林浩特,参加微探究科研实践活动。

大峪中学学生参加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草原动物生态研究站的科研实践。

6月16日下午,经过认真准备,八中的刘羽骐充满自信地走上讲台,作了题为“酸性矿山排水中特殊微生物的发掘”的开题报告。

……

“所谓‘俱乐部’,关键在一个‘乐’字。这种“乐”,并非孩童嬉戏的快乐,而是青少年走到科学社会中,自由地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的志趣。”俱乐部秘书长周琳介绍,俱乐部的初衷在于组织学有余力、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走进科学社会,求师交友,体验处于学科前沿的团队的科研实践活动。2006年又发起并组织在初中阶段进行基本科学素质教育的“校园科普活动”,迄今已在北京九所中学开展试点实验。

为了让“小手”拉到合适的“大手”,俱乐部成立之初,王绶琯曾和李宝泉、周琳走遍国家重点实验室,商议合作细节。“通过跟科学家的深入交谈,他要找出那些真正合适的人来担任科研导师。”王绶琯的学生、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深有感触:“直到2007年,在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之后,他才同意我带中学生。”

“我们愿意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一些帮助”,王乃彦、匡廷云、郑哲敏、林群、黎乐民等一批批科学家先后加入俱乐部的行列。哪怕工作再忙,只要俱乐部有活动,他们也会尽力腾出时间,赶来跟孩子们见面。到今天,科技俱乐部基地学校已经发展到31所,先后有700多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其中约2300人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研实践”进所活动。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冲突

“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

俱乐部里,有比科学研究更复杂的话题。在课业负担本来就很重的高中阶段,进行时间跨度平均为一年的科研实践活动,老师担心:会不会影响学生校内正常课程的学习,特别是影响高考成绩?家长困惑:要是科研实践做不出名堂,又影响了学习,该怎么办?学生不安:做科研费时费力,是不是应试更见成效?

时任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则是科技活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90年,人大附中就建立了科技办公室,生物、天文、航模、车模等兴趣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及至王绶琯等人登门商讨开展俱乐部活动时,刘彭芝当即表示:“很有兴趣,坚决支持!”人大附中同四中、北大附中、景山学校成为了俱乐部第一批基地学校。

令人吃惊的事在后面。1999年年底,人大附中12名学生参与中科院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期末考试临近,可是实验不能中断,怎么办?刘彭芝问学生:“是不是全力以赴攻克实验更好?”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刘彭芝立即决定:“不用上课了,期末考试也免了,你们搬到实验室去吧!”连续5个月在项目组从事科研工作,学生们的科研论文最终刊发在顶级科学杂志《Nature》上。缺课3个多月,这些学生来年的期中考试成绩均在年级前50名。“长远看,课业学习和科研实践并不矛盾。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科技活动,不仅有益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对国家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大有裨益。”刘彭芝说。

刘彭芝(右)看望参加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人大附中学生。

高考升学的魔力,也从另一个方向影响着青少年课外科技活动的纯洁。一度青少年科技竞赛与高考加分挂钩,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其家长参加科技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奖、升名牌大学。

“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从俱乐部成立时起,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俱乐部第一次活动时,刘长铭跟学生约法三章:参加俱乐部完全自愿,如果觉得占用很多时间,而对高考和升学没有帮助,现在就可以退出。

李京燕长期从事青少年科技教育,在她看来,教育不能急功近利,要目光长远。“科技活动只有激发起学生内在的兴趣才能持久,切不可把最初的目标放在得奖上。”

“我们应当努力在高考的重重压力下闯出一条创新人才培养的路子,俱乐部做了很好的探索。”原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兰宏生说。

收获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多年以后,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潘思塑回想那段日子,仍然难以忘怀,“2000年的春天改变了我的一切。我受到了系统的实验操作训练,更重要的是它激发起了我对科学研究的狂热兴趣。”

事非经过不知难。最初的兴奋之后,孩子们体验着科研的酸甜苦辣。他们也在科研实践的磨砺中走向成熟。

失败,失败,还是失败……实验做了三四个月,甚至半年都是失败,洪暐哲没有放弃。“一个实验做成功了,你可能通常不去想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如果失败了,你往往要去琢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就会促使你把问题想透彻。”

在对浸提液进行过滤时,为保证滤液的清洁,一点可见的颗粒物都不许留在其中。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为保证所测数据的准确性,石涵忍着疲惫,丝毫不敢懈怠,“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要做好研究工作需要团队合作,需要进行交流讨论。这就逼着我融入一个新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回报我的则是支持和温暖。”时至今日,马鑫保持着与同伴合作交流的习惯:“现代学科的界限日渐模糊,只有多学科协作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水稻杂交去雄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之后,而杂交授粉的时间在下午三点之前。顶着海南的烈日,很快大家衣服就湿透了。”尚可心弯着腰,选穗、去雄、授粉、套袋、标记……一点也不敢马虎。“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科学家们背井离乡,日复一日,才解决了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他们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

“想要了解一个洞穴里布氏田鼠的整个族群,就需要在草原上耐心等待每一只田鼠上钩。这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项目,需要很多人经过很多年的研究才可能找到规律。”张成美深深体会到野外试验的艰辛:“科研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和先进仪器打交道,还要和大自然斗智斗勇,只有参与其中才能真正理解这群值得尊敬的人。”

“参加科技活动使我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做展板、设计宣传资料、联系印刷厂、商谈价格……经历了这些,我不再是那个迟到的、拎着一塑料袋英语书去见导师的莽撞女孩,我长大了”,刘玚说。

兴趣、坚持、感动、成长……追逐科学梦想的日子令人怀念,这样的经历远比获奖更有深远的意义,甚至具有改变孩子们一生的力量。

传承

“科学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学生的大爱,给了我不停步的动力。”

臧充之是俱乐部的首届会长,0001号会员卡珍藏至今。时隔多年,臧充之依然记得见到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时的情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幼稚?”听到学生们这样的提问,丁肇中坚定地回答:“我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幼稚的!”而对其中一名学生的提问,丁肇中很自然地回答:“这个我不知道。”李政道则勉励孩子们:“做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俱乐部的经历让我选择了今天的专业,也在困难和彷徨中,让我保留了一份纯真的心态。”在他组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实验室里,臧充之体会着科研的乐趣,也将这份纯真带给了年轻的学生。

7月30日,在中科院理化所的一间实验室里,丛欢在悉心地指导朱天一做有机化学实验,这是他作为俱乐部科研导师带的第三位学生。在美国留学近10年后,2015年,31岁的他入选第十一批“千人计划”青年人才,并作为理化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开始了全新的科研生涯。“我希望将俱乐部踏实做学问、快乐做科研的精神传承下去。”

“你们在慢慢变成‘大手’后,要帮一把‘小手’们。让那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同学少走弯路,有朝一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每当俱乐部的老会员去看望王绶琯,老人总是这么叮咛。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参加俱乐部的活动,许多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的学生,总会毫不犹豫地欣然前往。

十五位科学家,其中4位院士,这是高中生论文评议的导师阵容。这大大出乎周晓光的意料,更为感动的是,王绶琯此后还特意把周葳和另一位学生约到家中,做进一步交流。“我能为俱乐部做些什么?”2003年,在出席女儿论文评议会之后,周晓光成了俱乐部的一位导师。

不断有后来者加入俱乐部导师的行列,而那些最早的探路者一直在坚守。

20年前,刚刚参加俱乐部活动时,范克科大学毕业不久,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生物老师。2016年,他出任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副校长,分管财务、基建和后勤,这是一份在旁人眼中有权有钱的工作。可过了不久,他就要求干回老本行,“俱乐部的教育是纯粹的教育,更加本真,更加有意义。”

黎乐民院士是俱乐部的“铁杆”导师,尽管工作繁忙,但他20年间从没错过一次活动。有时他会把行李箱拉到会场,参加完活动直奔机场。“对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是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一路走来,尽管不时遇到困难,但周琳一直为俱乐部而奔走,把退休后20年的时光献给了原本素不相识的孩子。“科学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学生的大爱,给了我不停步的动力。”

20年,孩子们在成长,科学家们在老去。61位科学家中已有23人先后离开了我们。王绶琯已经96岁, 躺在病榻上,这位被俱乐部的孩子们称为“科学启明星”的老人无限感慨:“我总是忘记自己这么老了,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事没干呢!”

记者手记

合力托举科技事业的未来

这是一次颇为困难的采访。

难在俱乐部的一些老科学家已经去世,一些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采访;难在他们很低调,不愿谈个人的付出与贡献,捐出巨款却只字不提;难在一线科研人员工作繁忙,采访只能零打碎敲地进行,有人埋头科研,几乎与外界隔绝,采访更无从谈起。

是什么让这样一群并不年轻的科学家,在业已繁重的科研压力下,为培养科技后备人才倾尽心血、矢志不渝?

源自他们的远见卓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如果说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那么人才就是创新发展之源。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再到科学强国,老一辈科学家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还在生命的暮年为科技人才培养拼尽全力。后者的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重大。

源自他们的高尚情怀。“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老一辈科学家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怀,以“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奉献精神,为有志于科学的孩子们铺路搭桥,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力量将代代相传,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十载光阴荏苒,无数科学巨星已经陨落,但他们开创的事业将被我们铭记。让我们对这些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的科学家致以深深的敬意。正如前辈所期待的那样,一批青春少年已走上科学之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上,期待更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棒接着一棒跑,合力托举中国科技事业的未来。

(责编:尹星云、鲍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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