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房有車還眾籌是否算騙捐?大病眾籌平台亟須立法規制

2019年07月26日15:12  來源:北京晚報
 
原標題:有房有車還眾籌 是否算騙捐

“德雲社吳鶴臣百萬眾籌”事件﹔多起大病求助發起者事后被網友發現“有房有車”﹔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的志願者爭相到醫院“拉病患”……當前互聯網個人大病求助案例中暴露出的誠信問題,一次次引發社會大討論,不僅對捐助者造成情感傷害,還會影響整個社會對於慈善的信任。

昨天下午,一場由法學專家、社會專家、律師代表參加的“互聯網公益法律問題研討會”在朝陽法院舉辦。在個人求助中,互聯網眾籌平台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如何確保“騙捐”只是個案,不會成為“冰山一角”?求助者是不是必須賣房賣地山窮水盡之后,才有資格向社會尋求救助?專家們對這些大眾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回應。

提問1

什麼情況下申請個人救助才算合理?

2018年6月25日,四川崇州胡彩雲和3歲兒子蕭蕭雙雙被鹵水燙傷。7月3日,蕭蕭的爸爸周宇在水滴籌平台發起眾籌,一天之內籌到近40萬元。但隨后,這起籌款遇到不少質疑的聲音——“有兩套房子”、“車都是兩輛”、“給小孩買了300萬保險”,為此,周宇一怒之下申請了退款,選擇借錢治病。

對於外界的質疑,周宇后來一一回應稱,帶小孩住的是父母上世紀80年代蓋的老房,做生意也在這個老房裡。崇州新房購於2016年,按揭了10年,2018年裝修花了十多萬。車子是兩台面包車,用來拉貨,一台跑了8年,一台跑了2年。

今年5月,“德雲社吳鶴臣百萬眾籌”事件引發全民熱議。吳鶴臣家人在網上發起了100萬元的眾籌,但很快被網友質疑,稱其家裡在北京有兩套房、一輛車,大病也有醫保,這樣的條件還眾籌有騙捐嫌疑。

網絡上的個人求助案例眾多,事后被網友質疑的焦點之一便是:發現求助者經濟狀況良好,在未用盡自身財產和親友援助的情況下先行向社會公眾求助是否應當?

對此,北大法學院副教授金錦萍表示,陷入困境是發出求助的前提條件,這一點毋庸置疑。從熟人社會沿襲下來的資源動用路徑呈“漣漪式”:自己及家庭的財產不夠支付時,到親朋好友鄰居處借錢,隻有山窮水盡之后才向陌生人求助,包括沿街乞討或者尋求慈善組織幫助。但是現在也有一些個人求助案例反向進行:遭遇困境,首先想到向陌生人發出呼救以動用社會資源,而把自己的家庭財產作為最后保障。“正是這種偏差導致了輿論的反扑,因為善意感覺遭到了欺騙或者戲弄,尤其當捐助者發現自己的生活質量還不如求助者時。”

那麼是不是非得是“貧困戶”,必須賣房賣地山窮水盡之后才可以向社會求助?對此法律沒有規定。而金錦萍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統一制定這個標准也會引發問題。“不同的人判斷的標准會不一樣,因為我們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階層。”這就需要對求助人的信息披露要盡可能做到充分、完整、真實,因為這些信息對於資助者判斷是否掏錢至關重要。

但對於平台來說,什麼樣的求助可以被上線應當有一定的標准,因為這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金錦萍認為,如果一個家庭年收入的40%都用在了治某種病上,可以視作災害性支出,這種情況下平台可以考慮讓其上線求助。

提問2

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扮演著什麼角色?

發起大病求助的個人如果發布虛假信息或者隱瞞重要信息構成“詐捐”,重則面臨刑事處罰,輕則承擔民事責任和輿論反扑。專家們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對於慈善募捐規制非常嚴格,隻有慈善組織才有發起公開募捐的資格。個人在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上發起的求助,性質上屬於個人大病求助,不屬於《慈善法》規制的范圍。有專家解讀得更為直白,稱其為“網絡乞討”。

記者注意到,在一次次“騙捐”事件中,大眾最關心的是提供個人大病求助的互聯網平台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在網友捐助和求助者受捐的過程中,平台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和義務?上海復恩社會組織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主任陸璇指出,平台的責任和義務大小取決於平台提供的服務是否是無償的。這也引起了專家們的討論。

“無償服務”常被作為平台免責的理由之一。比較有名的“水滴籌”、“愛心籌”、“輕鬆籌”等平台均對外宣稱自己是“免費的”,實際操作中,這些平台也沒有從善款中抽取管理費或者服務費。但是,這是否就代表他們真的是“非贏利”性質呢?

京師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凌霄認為,這些平台都是公司,公司都是贏利性的。平台通過免費的個人大病求助服務可以獲取商業流量,推廣贏利性的保險產品,比如“水滴保”,資金沉澱還有可能產生利息收入,甚至獲得投、融資,所以他們“是以公益的名義在做生意。”

記者注意到,此類平台在《用戶協議》中通常會作如下表述:“平台僅為發起人、求助人與贈與人之間的籌款提供網絡空間和技術服務”、“平台作為居間方……全部法律后果由發起人、求助人和贈與人自行承擔”、“不對項目做任何形式的擔保”等。張凌霄指出,這當中存在格式性的霸王條款。

“事實上,捐助人大多基於對平台的審核信任而捐錢。既然生意攬過來了,你不能既掙著錢又不擔責任。”張凌霄認為,比起其他網絡服務平台,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對於求助者信息發布的真實性應負有更加嚴格的審核義務,否則會傷害到整個社會對於慈善的信任。

此前有媒體曝光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的志願者們有考核壓力,爭相到醫院裡去推銷“眾籌”,患者不要眾籌還被反問“干嗎跟錢過不去”?北京致誠社會組織矛盾調處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國科指出,推銷行為已經讓這種大病求助眾籌變質了。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銘也認為,企業是有社會責任的,從管理角度也應盡職盡責,對互聯網平台的要求不能鬆。

□建議

很多問題亟須通過立法來明確

但也有專家提出,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創造的社會價值不容忽視,他們確實給了很多家庭“一線生機”,彌補了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下的不足。

公開信息顯示,“水滴籌”精准幫扶國家級貧困縣的困難患者已超過5萬人,覆蓋全國558個國家級貧困縣。民政部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司慈善組織處調研員李莉表示,根據這些平台的統計,大病求助的發起人90%以上來自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80%的發起人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李莉認可這些平台作出的成績,但也認為,當前求助案例中暴露出的誠信問題亟待解決。

“從哪個角度去動員、督促、引導和規范服務?當前,我國法律存在缺位。”李莉說,目前採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去年三大平台聯合簽署了《行業自律公約》,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媒體報道過的葉某偽造病歷在網絡平台上發起籌款被檢察院批捕的案例,就是三大平台啟動自律機制,聯合報案,葉某騙取的善款也被全部退還。 根據《行業自律公約》,平台也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比如機器智能和人工“雙審核”,通過系統驗証,社交網絡傳播驗証,第三方數據驗証,大數據分析,輿情監控,對求助信息進行管理。在發起項目中,平台還設置了証實人証實環節,就是由患者的親朋鄰裡對他發起的求助項目進行補正。此外還設置了黑名單制度。

但是專家們也指出,《行業自律公約》並不具有法律強制力。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對於求助者發布信息真實性的審查責任的邊界在哪兒?沒有用完的善款怎麼處理?哪些單位或部門負有行政監管義務?這些都需要通過立法來明確。

金錦萍表示,我國的《慈善法》不調整個人求助行為,實際上是保留了個人在遇到困境時通過各種途徑向社會發出求助的權利。“與沿街乞討等傳統的個人求助相比,互聯網平台攪動的社會資源太多,短期內聚合效應太強,如果不進行規制,就會出現虛假信息或者隱瞞重要信息的情況,由此導致的社會資源配置不當對社會影響太大。尤其是當平台以此為業的時候對規則要求就更高,因為相當於平台在給個人求助行為背書。”金錦萍認為,這些平台亟須專門的法律來規制,這樣才能確保“騙捐”只是個案,不會成為“冰山一角”。 本報記者 張蕾

(責編:董兆瑞、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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